名字是人或事物的称呼。对于人来说，是一个人只属于自己的代号。一个婴儿一降生，父母便会给他起个名字。我研究了一下发现，从古到今人的名字，都有着不同的内涵，令人感到很有趣。

　　旧社会以前，起名很随意，尤其在农村，父母们有的用工具名给孩子起名，如杠子、锤子、镐；有的则用动物的名称或孩子出生的属相等给孩子起名，如牛、马、猪、狗、龙等，但叫猴子的却不多；有的则用生活用品给孩子起名，如瓦、盆、升、斗、缸等；有的人家则以孩子生下的胖、瘦作为孩子的乳名；还有的则以孩子出生的顺序，呼之为大的、二的、三的。旧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，婴儿死亡率高，因而在农村有一种很特别的起名方式，叫“撞名”。就是生了孩子的人家一大早站在大路上等人过，缠住第一位过路的，不管是经商的还是拾粪的，让人家给孩子起个名，人家急于赶路，随意说了句天快明了，我还得赶路，这样孩子就叫天明、天亮的多；更有的人家怕孩子不成活，怕阎王收走，认为给孩子起个不好听的名字能保住孩子，便给孩子起个狗吞、小臭、小丑的名字。还有的孕妇走亲戚，在半路上生了孩子，这样的孩子叫路生。

　　官宦、富贵、习武人家给孩子起名有讲究。当官作宦，是人类分阶级以后，人人向往的一种心态。自己当官了，还想让子孙后代也为人之上，因而在给孩子起名时，也表现出了这种愿望。他们给孩子起的名，不少叫殿臣、相臣、学士、爱士、文魁、贡生、知州。我幼时曾听到一个传奇故事就是由名字引发的。说一学童名叫知县，天资聪明，在学庠念书时，晚上去茅房如厕，常有一灯给其照明引路。另一学童叫知府，发现这一现象，便穿上该学童的衣服晚上上茅房，果然有灯照路，他忍不住一笑，露出了破绽，被灯推入茅坑。他大呼：能给知县引路为何不给知府引路？此后他如厕，也有一灯引路。习武人家的孩子起名，多是龙、虎、彪、尚武、爱武、建武。富贵人家给孩子起名叫宝生、金生、银生、有财、招财、金山、多鑫的多。一般读书人家为显示不同凡人，给孩子起名常用冷僻、笔画多的字给孩子起名，如懿、赛、韬等。而书香大户人家给孩子起名则很有规则。安阳东部某村有一李姓大户，先人定的是用一首唐诗的字为姓名的中间字，第三字则自由选，这样不管后代转往何地，听姓名则知其辈分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老百姓的文化素质的提高，人们给孩子起名越来越看重，尽管带有朴素的情感，但也不乏其深意。新中国成立初，农民感谢党和政府使其有地种，给孩子起名，有的叫有地，有的叫有田、解放、国庆、新生、东升等。抗美援朝那些年出生的孩子叫援朝、卫国、卫家、光荣的多。纵观各地，那时女孩叫英、花、枝、梅、琴、珍、凤、翠的多，而男性作名字的常用字多达二百个字。稍有点文化功底的家长，常采用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福、禄、祯、祥”给孩子作姓名的尾字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初，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，那一阶段出生的孩子名字也能反映出时代的痕迹。那时农村出生的男孩子叫文（稳）生、平生、好生、计生、贵生的不少，而女孩则叫倩（千）、万、金叶、银枝的也大有人在。2001年我国申奥成功，从那年起出生的孩子叫申奥、迎奥、祝奥、庆奥的很多。

　　同姓同名，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了烦恼和不便。

　　公民给孩子起什么名字，是个人的权利，本无可指责，但过多争用常用字，过去显不出什么，而近些年来却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。尤其我国人口众多，居住又集中，同名同姓，给社会和个人生活造成了不少问题。

　　在学校的一个班里，有的能出现三个同姓同名的学生，老师提问题时，三个人都站起来要回答。无奈，为了区别，老师只好给他们按A、B、C排列。在农村，因同姓同名，更闹出不少笑话。亲戚死了人，曾有送报丧帖的投错了家门。亲戚掂着烧纸去了，谁知亲戚还活得好好的，事后才知道，因送报丧帖人不知同村叫一个名字的有四五个，进村打听了一个便给人家。某地发生了盗窃案，公安机关追到原籍找嫌疑犯，因同名的人多，还得挨家问，使当事人闻风而逃，而捉错人的情况也时有耳闻。据一乡户籍警说，一个乡叫王刚、刘强、李涛的能达十几人。

　　同姓同名，不是一村一地的特殊情况，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。前些年，香港人为避免出现这一现象，追崇姓名共二字，后感到不行，现又流行四个字。但在国内，公民多不习惯，觉得不顺口。实行身份证制度，虽有益处，仍解决不了同姓同名问题。如何是好？我认为社会正在探索中，终有克服同姓同名现象的时候。